三、歷史沿革

    我國自古地分南北,江淮居其中,江淮之間,氣候物產、語言風土,其特點也都居南北之中。語雲:“桔逾淮而北為枳”,應是地理環境使然。唐陸德明《經典釋文·序錄》雲:“方言差別,固自不同,河北江南,最為巨異。或失在浮清,或滯於重滯。”揚雄《方言》記載顯示,早在漢代本省境內偏西地區,西接淮河南北是一個方言區。這個方言區居南北之中,受南北方言和其他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影響,逐步發展演變成為江淮方言區,橫亙江蘇、安徽中部、全省遂成為三個方言區。

從商周兩代開始,黃河流域的華夏族向東向南兩個方向發展,現今江蘇方言的分佈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,經過長期演變形成的。華夏族向南發展,從關中、中原出發首先到達江漢流域,《詩經》國風中《周南》有《漢廣》,《召南》有《江有記》,都是江漢地區的詩,可以稱為“楚風”,說明殷周之際這裏已被視為諸侯國之列,語言文化已經華夏化了。周初周公旦曾率軍東證,戰勝東夷,但是南面今江蘇安徽境內的徐夷、淮夷仍很頑強,曾多次與周互有攻伐:戰爭使敵對雙方進行了語言文化的交流。到春秋時期,徐夷、淮夷才被吳國征服,今江蘇全境幾為吳國所有。這時吳國與中原諸國關係密切,與蠻夷各族共同接受華夏文化。東周以來楚國向東擴張,吳楚連年戰爭,雖然楚國失敗,但是由中原入楚的先進文化反倒因戰爭更多更快的傳入吳國,加速其華夏化的進程。這時吳國與中原內地的往來也頗為頻繁,公子季劄訪問魯、齊、鄭、衛、晉諸國,表現了很高的華夏語言文化修養。晉國助吳攻楚,還派去戰車隊,教以戰法。齊國軍事家孫武訓練吳軍,齊景公還把小女兒嫁給吳王闔閭的長子。孔子有一位大弟子言偃(子游〕是吳人,曾在魯國任武城宰。此外,楚人伍子胥奔吳,過江時漁父唱歌示意,語言可通。還有文種、范蠡也是楚人,他們到越國做官,出謀劃策,語言上也沒問題。所有這些都表明吳越兩國已經放棄原來的蠻夷語言,成為與楚方言相近的華夏語的一個方言。戰國時期,楚國中心逐步東移,最後都城遷到壽春(今安徽壽縣〕,楚語對東方特別是江淮間的語言影響更大了。

兩漢時期,江淮方言情況可以通過西漢揚雄《方言》的記載來瞭解。上文說過,當時省境偏西部西接淮河南北為江淮方言區,其他是吳方言區。這是因為《方言》記載辭彙的流行區域,總是江淮並舉,其中多次與楚國中心地區的郢相聯繫。表明楚是一個大方言區,並且隨著勢力向東擴張,楚語也向東發展,此後逐步擴大到長江下游以北地區,吳方言區則多吳越並舉,吳揚並舉。吳是包括江北的。揚州地域廣大,與江淮荊楚陳青徐都有並舉,可見當時在下江江東廣大地區已形成一種大體相近的華夏語方言區,即後來的吳方言。

魏晉南北朝時期,全國處於分裂狀態,戰爭頻仍,加之北方遊牧民族南侵,中原士民為避亂紛紛南遷,江淮和江南地區受到中原漢語的衝擊,尤以長江兩岸為重,江淮間是主要戰場,作為戰爭手段,軍事家往往採取遷民或屯墾的措施。江南鎮江以上則是南來難民的主要停留地區。聚居甚眾。所有這些情況都是最能引起語言變化的因素。自此以後,江淮之間逐步演變為江淮方言,甚至擴大到南京鎮江一帶。後來宋朝南渡,歷史重演,北人再度南遷,江淮之間為要衝,戰爭和人口變動促使語言發展,致使江淮方言與吳方言拉開距離,遂成本省三種方言鼎立的局面。

在江淮語言史上,通語和方言的消長,隨著帝王都邑的轉移和經濟文化的發展,曾有兩次大變動,六朝時期的建康話和明代的南京話都曾上升為全國性的通語。

四世紀初,東晉政權在建康建立,北方大批南逃的人渡江集結于建康,並進而成為都城的主人。這些從以舊都洛陽為中心南來的人帶來洛陽話,他們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居於主導地位,這種外來語逐步成為建康的官話,士民在公共場合須說洛陽話。本來建康的土話是吳方言,自從中原來的洛陽話入主以後,經過長期的融合,建康土語逐步被吸收,到南北朝時已基本演變為中原通語。南北朝時的語言學者顏之推雲:“自茲(按指三國魏)厥後,音韻鋒出,各有風土,遞相非笑,指馬之喻,未知孰是。共以帝王都邑,參校方俗,考核古今,為之折衷。榷而量之,獨金陵與洛下耳。”(《顏氏家訓·音辭》)金陵話與洛陽話相提並論,其實金陵話來自洛陽話,當時南北兩大都邑的話是基本相同的,都是高於方言的通語,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行全國的共同語。建康方言自來被稱為南方官話,是在東晉南朝時期奠定基礎的。但是當時南來的人以過江為安,所以大量集中在沿江南岸。江北地區,特別沿江北岸揚州、泰州、如皋一帶,吳語並沒有很快蛻變,直到隋煬帝游江都時,還“好為吳語”。“帝自曉占候蔔相,好為吳語。夜置酒,仰視天文,謂蕭後曰:‘外問大有人圖依(按胡三省注雲:吳人率自稱為依),然儂不失為長城公,卿不失為沈後(胡注:長城公,陳叔寶,叔寶後沈氏),且共樂飲耳’”。(《資治通鑒》卷185)正如王導在建康時好為吳語,可知隋末揚州尚有吳語的存在。

明代初期建都南京,南京又成為帝王都邑,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,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城市,南京話也就因之取得官話的地位,也就是全國性的通語。官吏、商人和知識份子必須學會官話,才能較好地到外地進行語言交際,這是勢所必然的。加之明初官修《洪武正韻》,頒行全國,作為讀音用韻的標準,在當時享有很高的權威。此書的語言基礎當是以南京話為主體,走“參校方俗,考核古今,為之折衷”的老路子,這就加強了南京話作為通語的地位。此外,南京在地理上和語言系統上都接近中原話,比觀《洪武正韻》和《中原音韻》的異同可知,中原漢語自古為全國通語,這是南京話可以作為全國通語的重要條件。這時的中原話和北京話都已失去四聲中的入聲調。我們知道四聲是漢語的重要特徵,北方官話大區的再分區就是以入聲調的分派為分水嶺的。方言缺少一個聲調,傳統上被認為是個缺陷,不宜作為正統的全民共同語,只能算是一種方言。南京話擁有作為通語的重要條件:帝王都邑;接近中原官話;保全漢語傳統的四聲。明末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,如利瑪竇、金尼閣等,他們看到中國的方言分歧,同時也發現有官話的存在,學會官話對於在各地傳教最為方便,據研究,他們認為當時南京話就是官話。利瑪竇和金尼閣都在南京學過漢語,並分別著《西字奇跡》和《西儒耳目資》,用他們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拼寫漢字,採用漢語傳統的陰平、陽平、上聲、去聲、入聲五個聲調,是符合當時南京話的,直到清末鴉片戰爭前後,傳教士還認為南京話是漢語的代表。雖然明清以來,北京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,官話的語音以北京話為標準,成為普通話的前身。但是,就漢語的傳統和歷史地理的地位而言,南京話始終有其重要地位。

轉自:江蘇省方言概說

http://wwwsub.ujs.edu.cn/www3/ywb/wangluojiaoshi/fangyan/5670.htm

[略有改動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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